毛主席重回井冈山，接见烈士家属时，叮嘱汪东兴：把两位嫂子请来
原创2022-04-2817:05·苦瓜历史
1965年4月27日，毛泽东下榻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汪东兴请示一天的工作安排时，他让汪东兴请平化同志来一趟。
张平化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汪东兴在电话中说：“毛主席在东湖，请你马上来一趟。”没有多说一句话。按照组织原则，张平化也没多问，当即向省委其他同志交代了紧急工作。乘特快列车于傍晚到达武昌南站，武汉市委安排易永喜驾驶“吉斯110”汽车已经提前在此等候。
吉斯110一到梅岭一号，汪东兴立即从接见厅迎了出来，微笑着和张平化走进主席连着书房的办公室。毛泽东一见张平化，招招手要他坐在身边的沙发上。慢慢聊了起来，最后才把话题转到井冈山。毛泽东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时间，带带路？”
毛泽东在东湖
张平化自1959年从湖北调任湖南后，曾两次回到井冈山。井冈山老老少少都在念叨着毛主席，请主席回来看看。张平化像年轻人一样激动起来，两眼紧紧看着主席说：“跟着主席上井冈山，我随时有时间，现在交通又方便。”
4月29日晚，毛泽东一行从武昌到达长沙，下榻湖南省委旁边的九所。毛泽东住在三号楼，汪东兴及随行工作人员分别住在四号楼、五号楼。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谢静宜、周福明、顾作良、王宇清等人回忆，1965年春从北京出发时，没有通知去井冈山。在武汉东湖住了一个多月后，才知道要去井冈山。随行人员一个个都兴奋得要命，到了长沙，离井冈山更近了，心情也更急迫了。在主席面前，不自觉地打破不知道不许问的禁令，像小孩子一样问了出来。主席微笑着说：“快了。”
这期间毛泽东患了重感冒，不巧张平化的急性阑尾炎也发作。张平化恨不得捶自己几拳，这个阑尾炎发作得真不是时候。毛泽东听说他一个劲地自我埋怨，叫徐秘书打电话去安慰一下，说：“不要慌，要先治病，我可以在这里等一段时间。”张平化请教中医，立即采取了一种抑制方法推迟做手术。
1965年5月21日，“九所”大院十二辆小车整齐排列，准备出发。此时，毛泽东在长沙已经住了22天，他在第二辆浅灰色“吉姆”车后排落座，旁边坐的是护士长吴旭君，副驾驶座坐的是中央警卫团的卫士王宇清，司机名叫赵毅雍。赵毅雍是1957年从长沙市公路运输局调到湖南省委的，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也是他为毛泽东开的车。其后毛泽东每次到长沙，都是他开车。
中午十一时，车队从九所出发，直奔大托铺毛泽东专列停靠处。毛泽东和随行人员登上专列后。十三名驾驶员开着十二辆空车出发，他们要赶在专列之前抵达目的地。专列沿着长株段铁路疾驰，主席兴奋地望着窗外。楼房渐行渐远，一望无际的农田映入到视野。下午两点，专列稳稳地停在醴陵阳三石火车站。十二辆小车已经整齐地排列在一边。
车队从醴陵再次出发，沿着湖南省道行进，下午三点多，车队进入攸县境内。去井冈山，必须要经过攸县洣水河，而当时洣水河上面还没有建桥。攸县过河都是用汽渡，毛泽东和他乘坐的小车也用汽渡运载过河，这在当时是颇费周折的一级警卫大事。下午四点零五分，毛泽东从攸县谭家码头渡过洣水河。两年之后，在毛泽东乘坐汽渡的地方，中央拨专款修建了洣水大桥。当晚，毛泽东夜宿茶陵县委办公楼。条件非常简陋，卧室是由一间办公室临时改造的，床铺都是随车带的木板床。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车队前导车按照预定安排，在茅坪村的岔口拐了进去，停在八角楼附近。第二辆车的司机赵毅雍随之踩下刹车，毛泽东打开车门，准备下车。突然，八角楼对面步云山方向几十号人拿着锤子、铲子，风风火火向这边跑来。
汪东兴看到这一幕，顿时傻眼了。去井冈山沿途中央警卫团没有布置一个警戒，也没有安排一支部队，消息也不算严格保密。在路过前面的茶陵和永新时，毛主席还接见了那么多人。只要其中一个人不小心走漏消息，敌人都可能在茅坪附近潜伏起来，稍微有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茅坪是毛主席必来之地，必停之地。
汪东兴坚决不让停车，他用对讲机呼叫毛主席车上的警卫人员，以公安部和中央警卫团的名义，为了绝对保证主席的安全，不许停车。毛泽东在第二辆车里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受到一级警卫的限制，不得不违心地服从警卫安全部门的意见。
前导车听到命令后，立即发动。第二辆车随后跟上，整个车队没有停下，依次向前开去。毛主席命令车队，放慢车速。他放下车窗，痴情地看着茅坪村的一草一木，久久就看着八角楼。车离开了，他还转过头，恋恋不舍地看着它。
八角楼它不是一个楼房，只是赣西常见的一层带小阁楼的房子，修成了与众不同的八边形，茅坪人就叫它八角楼。
“是毛主席回来了！毛主席在看着我们。”后面拿铲子、锤子的人突然停下来，站在路旁，远远地向小车队挥手。他们大声地喊着，激动地喊着，用喊声护送着车队。他们知道一定有安全纪律，毛主席的小车没有停下来。在那一瞬间，小车上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后来调查才知道，当天茅坪村有些人已经知道毛主席回来了！这些拿铲子、锤子的人，都是附近修公路的工人，收工回家，正好看见了车队。
小车在茅坪舍不得离开的消息，当晚就传到八角楼附近袁耀烈家里。袁耀烈是袁文才烈士的儿子，1930年，父亲去世时，袁耀烈才5岁。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已到不惑之年，在大垅公社做领导工作，母亲谢梅香和他生活在一起。解放后国家给了老人烈属待遇，谢梅香志愿在八角楼担任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义务解说员。
当天晚上，谢梅香给家人详细讲述了一遍38年前的故事。随后，抱着袁文才的遗像号啕大哭，边哭边说：选三你可以闭眼了，毛委员回来看你了。（作者注：选三是袁文才小名）
1927年10月6日，袁文才在大仓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当时非常兴奋，觉得毛委员是个了不起的领袖人物，待人真诚谦虚，有心挽留毛委员的队伍留在井冈山。第二天，秋收起义队伍就从古城来到茅坪村。给袁文才送了100支枪，是用担子挑来的。茅坪村有几十户人家，是宁冈上井冈山的要道，谢观南是村里的老中医，八角楼就是他家的房子。
这一天，贺敏学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两人当晚就住在八角楼。把伤病员安顿好后，毛泽东就带部队去打土豪筹款去了。在袁文才的要求下，陈伯钧等人留在茅坪村，在村后面的步云山帮助袁文才练兵。袁文才同时给王佐写了一封信，说毛委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请他接毛委员上山。袁文才和王佐是生死之交，王佐接到信，立即派心腹去黄坳找到毛委员，那时毛泽东和肖家璧打了一仗，仅剩下三四百人，王佐把他们接到了茨坪。
11月上旬，毛泽东从茨坪下山到茅坪，在象山庵主持边界各县会议。就住在八角楼，经常去步云山看陈伯钧教袁文才练兵，还到马前坑村看望袁文才的家人，那时袁耀烈还不到两岁。
在茅坪期间，毛泽东经常和袁文才谈话，通过袁文才加强对王佐的影响，王佐对袁文才比较信服。当时派到王佐二营当党代表的何长工也做了很多工作。1928年2月上旬，在宁冈大垅举行了庆祝合编大会，正式宣布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装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担任第二团团长，王佐担任副团长。
1928年3月，王佐提出入党要求，毛泽东亲自批准。毛泽东对改造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地方武装费了大量心血。建国后，董必武、谭政、萧克、何长工、陈正人、韩伟等老前辈都到过茅坪参观，重访八角楼并看望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他们对袁文才、王佐两位井冈之子怀着深深的敬意。
1962年3月6日，朱德到茅坪，在八角楼开了一个调查会，当地邀请了十几个老农。朱德没有看见袁文才妻子谢梅香，连忙问工作人员，公社马上派人把她接了过来。谢梅香戴着一个乡村婆婆的绒帽，背已驼得厉害。康克清看到后，马上迎上去紧紧握住她的手。朱德向谢梅香介绍道，这是我老伴，1929年在长汀结婚的。朱德问她过得好不好？县里队里有没有照顾。谢梅香话很少，说：“过得好，政府对我照顾得好。”
毛泽东的车队从八角楼离开后，在黄洋界有过短暂的停留，1965年5月22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左右，到达井冈山山顶之镇——茨坪。
毛泽东在井冈山散步
毛泽东在井冈山共住了7天，临下山的前一天，还惦记着八角楼那次没有停车的遗憾。吩咐汪东兴安排见一见井冈山的老红军、老党员、烈士遗孀以及老区的工人、农民。还特地嘱咐：“临走前都见见，记得请两位嫂子。”
汪东兴当即把主席的意思向井冈山管理局袁林、孙景玉作了清楚交代，特别提到两位“嫂子”一定要礼遇，那是毛主席的客人。井冈山管理局迅速通知请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妻子兰喜莲。
茨坪离茅坪虽然只有几十里路，自从袁文才去世后，谢梅香很少上山，更不知道山顶有这么大的变化。一听说是毛主席接她做客，谢梅香一路上边哭边走，眼泪流个不停。晚上管理局领导到她房间时，她还在哭。激动地说：“毛主席，我们选三把您盼来了啊！我们想您啊，想您整整三十几年啊！”
谢梅香激动不已，哭着向井冈山管理局的同志讲了袁文才死后，她和孩子们的遭遇。谢梅香是在马源坑的老房子得知丈夫去世的噩耗。当时哭昏过去。她和袁文才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袁文才死了，她也不想活了，觉得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但自己死了不要紧，三个孩子不能撒手不管。
谢梅香对管理局领导说，说句你们可能不大相信的话。但这话毛主席一定相信，选三手里有过大把的光洋，但他都用在扩大队伍和兄弟身上。他死后，家里竟找不出几个钱。大女袁华香当时不到9岁，小女袁白莲才只有几个月，儿子袁耀烈仅仅4岁。谢梅香咬咬牙，把两个女儿都送给人家做童养媳。自己带着4岁的儿子到锡坪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袁文才家在当地并非像有些书中写的一贫如洗，相反是颇有名望。祖上袁氏白眉公在宁冈名气很大。根据作者查阅相关资料，毛泽东第一次带着队伍到茅坪时，袁文才让人拿出12个沉甸甸的竹筒作为回礼送给了他，里面装着1000块大洋。
1942年谢梅香从马源坑搬到现在住的茅坪村。租了五亩田，借债给儿子袁耀烈读书，一直读到初中，上的是宁冈中学。
毛泽东在井冈山接待群众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毛泽东一直都挂念着袁文才和王佐家人的生活状况，党和政府对袁文才家人也一直比较照顾。新中国成立后，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接到中央邀请，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是省里领导陈正人通知的。袁耀烈从北京回来，县里立即给他安排工作，开始在宁冈第四区当文书，后来做了副区长、宁冈劳动人事局局长。刚解放时，谢梅香一家租住在茅坪一个很破旧的小店里，建国初期，南方慰问团出钱帮忙建了新屋，并按月发放8元生活费。
1950年，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派人找到谢梅香和兰喜莲，告诉她们，在毛主席的亲自关心下，袁文才和王佐被评为革命烈士。
谢梅香在茨坪一遍又一遍地对工作人员说，袁文才在大仓村见毛主席的第一面，太值得了！管理局领导看着悲喜交加的谢梅香，和她说到，主席特地和我们交代过，问您有什么困难，都提出来，谢梅香摇摇头。她太激动了，连成天念叨地想见毛主席，都激动地忘记说了。
在谢梅香来到茨坪时，王佐的亲人也接到了井冈山垦殖场下庄分场的通知，请王佐的发妻兰喜莲和儿子王寿生到井冈山管理局，得知毛主席要接见她们。兰喜莲泪水“哗”地流了下来，她问党委书记袁林，毛主席还记得我们！袁林连连点头，说：“记得，是毛主席安排我们通知你们的。”
兰喜莲又高兴又遗憾地对袁林说，我好想再给主席炖一钵鸡汤。毛委员1927年秋刚上山到茨坪，我给他炖的鸡汤，他舍不得喝，全让给其他同志喝了。从郴州回来，红四军军部搬到茨坪，有一次在我家开会，我看见毛委员又黑又瘦，又给他炖了鸡汤，还放了山上的野菇，一端去，毛委员哈哈大笑，说：“好香啊！就是太少了。”兰喜莲一听笑了起来，毛委员是不吃独食的，只好回去又杀了一只鸡，炖了一大锅，开会的人都有一份。事后，毛委员让警卫员送来了伙食费。
当晚，谢梅香和兰喜莲彻夜未眠。
5月29日清晨，管理局领导安排井冈山上的烈属在宾馆大食堂门口排队，兰喜莲被安排站在第一排，说毛主席一会儿来跟他们一起照相。兰喜莲兴奋地等着看着，几个老婆婆激动地哭了起来。袁林说，你们一哭，毛主席看见怎么想啊，哭声很快停止了。
不久，毛泽东从宾馆里走了出来。三十多年过去了，兰喜莲发现他长胖了，而毛泽东的目光也在四处寻找着。他和第一排的老同志一一握手，当握到兰喜莲时。毛泽东先开了口：“你是王嫂子。”兰喜莲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后面的手就伸了过来。当时人非常多，排了三四排，他们都想和毛泽东握手。照相时，第一排本地的领导干部抢着和毛主席站在一起，把兰喜莲挤到第二排去了。王寿生被挤到更后边，还被别人遮住半边脸。由于考虑不周，后来相片洗出来一看，第一排两边站的几乎都是管理局干部。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家属都站在了后面。
照第二张的时候，井冈山管理局的同志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把中间位置空了出来。让宁冈等县老同志、烈士家属单独和毛泽东照一张，谢梅香、兰喜莲等老同志依然站在第一排。毛泽东仍然依次和第一排同志握手，走到谢梅香跟前时。袁林刚准备介绍，毛泽东就认了出来，亲切的叫：“袁嫂子。”谢梅香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三十八年了，天翻地覆，毛委员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还和38年前一样称呼她。她激动地忘记回答，忘记了说话，近乎痴呆地仰望着毛主席。
第二张照片，左一谢梅香